赤柱正灘午餐

　　十九才子在「黃金冒險號」（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最後一段寫道：「若你在今年冬天去赤柱探訪，請為我再次撫摸那些墓碑。因為隔着時空契闊的蒼茫，我曾低聲感謝他們付出的偉大的一切，多麼希望他們能等到一九四五年的八月。」

　　唔多好意思，十二月二十七日剛巧在赤柱工作，可惜未能探訪。

　　上午在中環返工，下午到赤柱工作，只得個多小時連搭巴士及食飯，已經帶了餐盒，可以坐在海邊，坐車時已想到墳場午餐，可是巴士繞經了赤柱廣場，耽誤了一點時間，落車後站在巴士總站附近有些徬徨，因為從這裏來回墳場約三十分鐘，又不想太趕弄致太疲倦，於是只走到正灘坐下來午膳，一面欣賞海景一面吹著寒風，雖不太冷，但還有四五個鐘才收工，始終要強打起精神。

　　近年每次去赤柱或柴灣，時間許可的話都會順道探訪那些客死異鄉不能回家為保衛香港付出年輕生命的軍人墳墓。

　　附「黃金買險號」八十年前的今天：

黃金冒險號

八十年前的今天

　　八十年前的今天，日本開始統治香港，香港進入三年零八個月的淪陷期。

　　英軍苦戰十八日後投降而香港陷落，與邱吉爾看似矛盾的決策有關。

　　一九四一年春天，邱吉爾早已透露，日本若要來攻，香港無可防守，必定陷落。然而，日本真正打來時，邱吉爾又下令香港總督楊慕琦和駐港英軍死守到底。

　　意思就是：香港的英軍連同印度兵，和其他後來加拿大派來駐守的羅森上將少年軍團，雖勉強可湊足一萬兩千人，但邱吉爾早就計劃，這一萬二千人必須成為砲灰，要為香港的未來與英國的全局利益犧牲。

　　在同一場世界戰爭中，面對納粹的圍攻，困在法國北部鄧寇克的三十五萬英國和法國軍隊，邱吉爾卻決定大撤退，召集漁船，在運輸工具不足的困境下，無論如何也要將些軍人保存援救出來。

　　然而當德國大舉轟炸倫敦等大城市，邱吉爾又在國會發表演說：必全民浴血抵抗至最後一人。

　　到底甚麼時候要犧牲，何時要退卻？邱吉爾才是真正Be  Water的戰爭策略大師。

　　對於香港，邱吉爾為何明知失陷也要死守？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港督羅富國已經與倫敦聯絡，認定萬一日本將來攻奪香港，香港無法防守。這一點其實早成共識。

　　當年楊慕琦和香港的英國官員，當他們知道自己會成為邱吉爾手上的棄卒，隨時戰死或會被日軍虐殺，心中有何感受？沒有一個人做逃兵。他們是真正「服從大局」的紳士和愛國者。

　　在陣亡的駐港英軍之中，年紀最大的一個，叫做德輔爵士。

　　名字感到熟悉嗎？不錯，就是中環德輔道中命名的前港督德輔的侄子Sir Edward Des Voeux（港督德輔名叫George ）。而此港督侄兒世襲了爵士名銜，但在駐港英軍之中，只是是一名下士（Private），與「雷霆救兵」裡，麥迪文主演的那個失蹤小兵身份相同（有貴族背景而犧牲不在人後。難怪在大陸網絡許多人對所謂武統台灣，聲稱若真的出兵，請高官派自己的子女率先去前線）。他戰死時七十七歲。

　　邱吉爾不認識他，雖然邱吉爾看得很遠。他知道這場戰爭日本必輸。但羅斯福已經施壓，要邱吉爾在戰勝後將香港交還中華民國，以回報蔣介石與英美結盟。但邱吉爾堅決不肯。如何應付美國的輿論？邱吉爾認為必須付出看得見的代價。於是楊慕琦和英國駐港軍隊，必須為此犧牲。

　　楊慕琦苦戰18日之後，自行決定投降。邱吉爾那邊反而沒有音訊，讓港督自行決定。因為對於邱吉爾，這場苦肉戲演完了，戲班自行解散，各自歸宿如何，邱吉爾這位監製顧不得了。

　　對於楊慕琦和香港的一批英國管治者，這是何等艱難而痛苦的決定。特別是他們投身戰場之前，對香港的華人富商社團代表周壽臣和羅旭龢等說：我們去跟日本人打仗，你們不要參加，你們留下來，我們或戰死，或進集中營，你們不必，你們與日本人佔領香港之後有限度合作，保存香港民生為重。至於合作到什麼程度，你們自己把握分寸。

　　這才是「大丈夫捨生取義」的儒家俠氣，也是「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的禮記精神。中國人在書本上講了兩千年的倫理，八十年前香港政權易手前後，一群所謂英國殖民主義統治者為香港人用行動示範了。

　　楊慕琦戰後推出香港還政於民的民主選舉法案，因在東北集中營殘虐過度，重光後不久鬱鬱而終。邱吉爾則以英雄姿態，名垂千古，而且還在戰後第二度回朝做首相。1965年以九旬高齡風光大葬。今日英國民間知道有邱吉爾，沒有人知道楊慕琦。

　　歷史教科書有許多不敢告訴你的重大細節。因為若以古鑑今，一旦你拒絕填鴨考試題，竟然啟動思考，就令一些人尷尬不安了。

　　我每次去赤柱市集，都順道一遊英聯邦軍人墓地，在夕陽映照，芳草萋萋，我曾細閱許多英軍和印度兵墓碑上的名字。他們的死難日期都在1941年底到1945年的上半年，許多死於赤柱集中營的處決，有的押往監獄外聖士提反灣海灘斬首。他們只要咬緊牙根，低調一點，多挺幾個月，就會等到重光。

　　但他們等不到了。

　　同樣是英軍，派駐在鄧寇克，與當年派駐到香港，命運可以完全不同。正如楊慕琦，那時如果他沒有奉調到香港，而是去牙買加做總督，加勒比海沒有受世界大戰波及，命運也很不同。坐鎮在倫敦的邱吉爾，在那樣的角色裏，判斷的標準也不同。這就是政治家。

　　在香港淪陷八十周年的日子，撫今追昔，結合現實，讀歷史要有更高的層次，才可以令歷史科變成實用的科學知識，而不是低端的情緒發洩。

　　在海外渡過聖誕日，我想起赤柱的軍人墳場。香港今日的天氣冷嗎？那許多灰白而冰冷的墓碑，仍在朝南中國海的暮色中無恙嗎？其中還有德輔的那個侄子老兵。多麼英勇的人。他們才是香港史上真正的精英。

　　若你在今年冬天去赤柱探訪，請為我再次撫摸那些墓碑。因為隔着時空契闊的蒼茫，我曾低聲感謝他們付出的偉大的一切，多麼希望他們能等到一九四五年的八月。

　　只是他們永遠等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