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http://www.svvs.org）上文提及Enigma的一段有可能再引致誤解，看來還有必要多說一點。要澄清的是，維根斯坦並無參與破解Enigma的工作。二戰期間，大部分時間他都不在劍橋大學，而是到醫院當實驗室助理。
那時英國破解Enigma工作主要是一個名為Bletchley Park的地方進行。在高峰期，有近萬人在那裏工作，當中包括德語專家、數學家、字謎專家……圖靈本人的專業是數學，而且自小對密碼學有濃厚興趣，因此被吸收入Bletchley Park是順理成章的。
但為何他能在Bletchley Park的所有工作人員之中，作出影響全局的貢獻？這要拜他的博士課程研究專題所賜。他二戰前夕在美國完成深造返英，研究專題是德國數學宗師希爾伯特在二十世紀初提出的二十三條數學難題的第十條，即「決定問題」。
用外行人的通俗語言來表述，就是問：能否透過有限的程序，決定某一個數學計算問題可不可解（不是要取得答案，而是在理論上斷定它有沒有解題）？
圖靈在研究「決定問題」時，構思了程序極為簡單的「圖靈機」裝置，原理上等同於我們今天的電腦。他在加入Bletchley Park後，也動手建成一部名為Colossus的原始電腦，以當時屬於高速的運算能力破解德國海軍密碼。
至此，讀者必定會問，假如維根斯坦沒有參與Bletchley Park工作，為何懷疑他將機密交給蘇聯？
事實上，至今仍未有任何直接證據支持有關指控。不過，「旁證」倒是有一點的。其一是維根斯坦的學生，圖靈的好友Alister Watson，他是馬克思主義者，也是介紹圖靈給維根斯坦認識的人。二戰期間他加入英國海軍部，負責偵察工作。和圖靈一樣，他經常接觸英國的國防機密。
前英國軍情第五處助理處長彼德．韋特在《捕諜者》（英國政府在八十年代曾企圖禁止此書在澳洲出版），花了大量篇幅指控Watson是蘇聯間諜。
如果韋特的指控成立，可否進而想像Bletchley Park－圖靈－Watson－維根斯坦之間有一線特殊連繫的可能？（未完待續）
維根斯坦小傳（十二） 梁錦祥
其二是自維根斯坦在1929年重返劍橋後，身邊的密友大部分都是馬克思主義者或左派人士，包括George Thomson（古希臘歷史學家，後來成為英國毛派分子）、Julian Bell（著名英國女小說家胡爾夫的侄兒，畢業後到中國教書，最後在西班牙內戰中陣亡）、Piero Sraffa（意大利經濟學家，意共理論家格蘭西的好友）、Nicolas Bachtin（語言學家，蘇聯文論家Michail Bachtin的弟弟）……
維根斯坦曾對朋友表白：「在心底裏，我是一個共產主義者。」在哲學方面，維根斯坦抗拒教條和主義，當然不會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但在政治方面，他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經濟的崩潰和各種社會動盪，也和許多歐洲知識分子一樣，傾向社會主義。
事實上，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左翼思潮可以說是席捲劍橋、牛津兩學府。對於史太林的獨裁和暴戾，當時許多英國左翼人士是缺乏警覺的，維根斯坦似乎並不例外，甚至對史太林還抱有欣賞之情。
他對共產主義的同情，是止於精神上，還是延伸至外界未知的行動，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令人失望的是，關於維根斯坦政治立場的演變，他的傳記交代得十分模糊，僅有片言隻語的記錄，而非系統和全面的追蹤。若要釐清這段歷史，恐怕仍要期諸後來者的努力。）
維根斯坦和維也納小組的相識和交往，小組成員Karl Menger有撰文記載，但未見Ray Monk引用。當時的情況是，維也納小組成員讀其書而不知其人，而且只讀了頭一頁便讀不下去。當時是小組另外一位成員Kurt Reidemeister讀通《哲學邏輯論》，然後向小組「瞓身推介」，才引發整個精讀《哲學邏輯論》熱潮。
為何此時的維也納小組對《哲學邏輯論》有「如獲至寶」的感覺？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簡單介紹一些西方哲學的背景資料。一般來說，西方哲學將命題分為兩大類，即分析命題和綜合命題。（未完待續）
（摘自《香港人民廣播電台》人民部落）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