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報「宗旨」

　　查良鏞先生逝世，報章及網上很多悼念文章，幾乎盡是頌讚之聲，連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專程到查家慰問，連中國國家主席也表示哀悼，大概可知查先生辦報時的「宗旨」。
　　報道見明報即時新聞【金庸逝世】習近平哀悼查良鏞　王志民登門向查夫人轉達慰問 (22:17)，因新聞日後會被刪除及或要收費才能看到，所以轉錄如下：

【金庸逝世】習近平哀悼查良鏞　王志民登門向查夫人轉達慰問（22:17）
　　《明報》創辦人兼武俠小說泰斗查良鏞（筆名金庸）星期二（10月30日）逝世，中聯辦網頁今日發布，國家主席習近平今日對查良鏞逝世表示哀悼，並對其親屬表示慰問。中聯辦主任王志民今晚則專程到查良鏞家中，向查夫人林樂怡轉達習近平等中央領導人的哀悼和對親屬的慰問。林樂怡對習近平等中央領導的關心問候表示感謝。
　　國務院港澳辦今日早前亦發唁電，向查良鏞逝世表示哀悼，讚揚查良鏞一生情繫中華、愛國愛港，支持國家改革開放、擁護一國兩制方針，熱忱參與《基本法》起草，為特區政治體制設計、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貢獻了政治智慧。（2018年11月2日星期五）

　　經常有人說明報持平，自上世紀七八十年開始睇，從來都唔覺明報反共及持平，有鄉願有小罵大幫忙，近十多年更加墮落唔使講，不過已經無睇好耐，無謂再提。
　　查良鏞先生大概可分為辦報經商的查良鏞，和寫武俠小說的金庸，文化大革命香港暴動期間曾列入暗殺名單避走新加坡，如果反共可以反到連中聯辦專程慰問及主席表示哀悼，這樣的反共應該唔怕反亦唔係個個人都識得反。有說他所寫的武俠小說如他的個人傳記，至於他是否如筆下的韋小寶嘛，因為無睇過《鹿鼎記》，不清楚那種被稱為香港人的特性。前兩天見古德明先生在報上寫「憶查良鏞」，講了另外一面，轉載如下：

憶查良鏞（古德明）
　　十月三十日，《明報》創辦人查良鏞去世，社會響起一片頌揚聲，我無以加焉，不妨談談當年在他手下任職的經歷。
　　我加入《明報月刊》，任總編輯，是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旬事。上任第一天，查良鏞召我到他辦公室短敍，說創辦月刊，旨在發揚中華文化，促進中國民主，而要促進民主，與其對中共不留情面大張撻伐，不如多進諍言，善加獎借，誘其走上正道。這方針我當時絕對贊同。當時正值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風起雲湧，人人都滿懷希望。
　　但是，六四槍聲響起，希望一時都變成絕望。查良鏞親撰《明報》社評，說對中共不必再存幻想，什麼諍言獎借，都不會有用，這些話我當然也贊同，隨即廣邀健筆，對中共口誅筆伐，略無顧忌。這樣過了將近半年，其間我工作非常用心，讀者反應也很不錯。到了年底，卻傳來風聲，說查良鏞要恢復諍言獎借的方針。我最初不大相信，認為他在六四之後既然說得那麼清楚，立場不可能幾個月就改變。我繼續打鼓罵曹。
　　於是，一九九零年初，一年一度加薪的時候，我是月刊同事之中唯一不獲加薪者。查良鏞向下屬傳達意旨，習慣不落言筌。雖然他從來不炒人魷魚，我也不能逆其意行事。
　　一九九一年初，我辭職他去，在《明報月刊》前後只工作了二十個月。
古德明（2018年11月8日）

　　至十一月九日再有一篇再說查良鏞，講如何請個新華社職員，如何「欲縱先擒」兩面手法：

再說查良鏞（古德明）
　　六四屠城之後不過幾個月，《明報》首腦查良鏞即與中共修好。我身為《明報月刊》總編輯，唯有調整編輯方針，多談文化，少講政治，政論盡可能用所謂諫諍語調，顛倒黑白的文字，則還是一篇不取。查良鏞對此頗為滿意，來示嘉許。
　　不過，我這時已萌去意，一九九零年尾遞上辭呈。查良鏞叫我到他辦公室，挽留說：「你還年輕，另謀高就，要多賺點錢，理所當然。這樣吧，我計劃《明報》開辦英文版，共兩大頁，你兼任主編，加點薪水，好不好？我會請人助你一臂。」我答應了。
　　編輯《明報月刊》，其實已經非常吃力，尤其是我審稿除了看內容，還執着文字，務求每一篇都文從字順，往往要費心改寫，加上編英文版，工作更加繁重，當時雖然年輕，漸漸還是支持不住。幸而查良鏞不久請得一人，在他辦公室任職，但可以助編英文版。
　　那人是個年輕女郎，據說來自新華社，花容月貌，但英文好不好，我不知道，因為請她分擔編務，她從來不理。我沒奈何，只得訴諸明報集團管理委員會。但那女郎是查良鏞親自聘用的，管理委員會也拿她沒辦法。換言之，編《明報月刊》之外，我還得獨力承擔英文版編輯工作，名義上有人協助而已。
　　這樣撐了一個月，我再度遞上辭呈。查良鏞這一趟不挽留了。
古德明（2018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