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5日剪報

　　被這篇文章吸引是詩人所寫的「如同牲畜人民被統治著／愚民化，剝奪自主能力，閹割了／老實做苦力乖乖聽話／一切都在暗地監控中……」。
　　上youtube找他所唱的歌，以詩句配上音樂加上德文唔係容易聽，如吟唱一樣。從這篇文章瞭解經歷過共產統治，懂得「共產黨不會光是靠野心，還會靠威逼利誘，驅使想拯救人類的善良人『把地球變成地獄』。」

永遠的自由之戰：唱垮柏林圍牆的東德詩人
2019年11月15日by Brian Liu

　　30年前，東西德民眾推倒柏林圍牆的畫面，成為世界史新里程碑。要推翻這堵戒備森嚴的圍牆，德國人前仆後繼的努力必不可少，東德異見詩人兼歌手比爾曼（Wolf Biermann）激勵人心的創作，更被視作東德政權垮台的伏筆。
　　在最近翻譯出版的自傳「唱垮柏林圍牆的傳奇詩人」（Warte nicht auf bessre Zeiten!）中，比爾曼把抗爭的心路歷程娓娓道來，其中一首指桑罵槐的作品，以中國暗諷東德政權，直斥兩者同樣統治著「被閹割」、「如同牲畜的人民」。只是東德的圍牆已然倒下，中國的長城仍然屹立未倒。
「插入柏林圍牆第一道裂痕的詩人」
　　1976年11月13日，西德科隆突然來了一位萬眾期待、背景不尋常的訪客——比爾曼。他當時有長達11年未踏出國門，其創作的政治異見歌曲，在東德國內同樣淪為禁歌，偏偏在1976年獲准到科隆演出。
　　東德當然不會貿然讓比爾曼出國「唱衰」自己，在該場7,000人音樂會圓滿結束後，比爾曼與幾位朋友順道慶祝40歲生日，忽然他聽到西德電台頭條新聞報道：比爾曼被指控在音樂會上污蔑、背叛東德，東德政府因此宣佈註銷其居留權。
　　比爾曼在自傳中提到，在東德政府倒台後，他有機會翻閱國家安全部門「史塔西」（Stasi）的檔案，才得悉當時領導人昂納克（Erich Honecker），原來早就密謀把他驅逐出國，因為他在國內外累積的名聲，使簡單粗暴的關押愈益困難。但當時比爾曼對流放決定震驚不已：「我好似掉進了泥坑，驚恐使我眩暈，眼前一片黑暗，完了，全完了。」
　　事後很多評論形容，東德政權驅逐比爾曼出國，為自身的倒台埋下伏筆，比爾曼對此不以為然。他不認為自己有如此能耐，相信真正撼動政權根基的，是東德文藝圈和知識分子的反應：「對於西德媒體憤怒的聲音，東邊大佬倒是有心理準備的，但是在自己陣營裡，第一次有那麼一大群知名的作家和藝術家奮起抗議，公開書寫申訴信，這是他們沒有預想到的。」
　　當時有上百名東德文藝界名人，響應詩人赫爾姆林（Stephan Hermlin）的聯署，反對當局放逐比爾曼，民眾又透過文宣發動示威。事件終於觸發軒然大波，聯署的知識分子分別遭到打壓、軟禁或入獄，數百萬學生、工人和知識分子被要求公開與比爾曼劃清界線，這反而使比爾曼成為家傳戶曉的名字，異見分子甚至以塗鴉比爾曼的名字，公然挑戰共黨權威。
　　自此以後，「比爾曼」之名幾近成為政權禁忌，共黨領導淪為驚弓之鳥，為文藝界的逃亡潮拉開了序幕。國家精英分子在往後13年持續流失，到1989年春夏之交，更有成千上萬東德的老百姓，經其他東歐國家逃亡出國，觸發整個東德政治危機，間接造成柏林圍牆的倒下。無怪乎，有評論奉比爾曼為「插入柏林圍牆第一道裂痕的詩人」。
東德的圍牆；中國的長城
　　讓東德政權聞風色變的比爾曼，其實稱不上是反共分子。早在東德未建政之前，其父母已經是忠誠的共產黨員，父親又是猶太人，在納粹德國出版地下刊物被捕，最終死於奧斯威辛集中營。作為先烈遺孤，比爾曼擁有根正苗紅的出身，他形容自己「從母乳中就吸食了共產主義，馬克思的烏托邦儲存於我的血脈之中」。
　　在大戰結束以後，德國一分為二。1953年，正當數十萬東德人逃亡西德之際，居住西德漢堡的17歲中學生比爾曼，卻反其道而行，出於對共產主義的信念，與母親舉家遷往東德定居。根正苗紅的背景，使他在共產政權下如魚得水，但桀驁不馴的性格，令其終究無法屈從於黨的教條。
　　受到著名劇作家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感染，入讀柏林洪堡大學的比爾曼，最終選擇以文藝創作為志業，而國家也打算扶植他為「國家級詩人」。偏偏他創作大膽直白的詩歌，批判東德獨裁政權：「在爭執中，我的武器就是筆和我的吉他，我的詩歌是我的擋箭牌。一首寓意豐富的諷刺詩，揭露暗藏在專制體制內的權貴，能夠讓那些被壓制的反對者笑出聲來。」
　　然而，比爾曼與反共異見分子不同，他以赤子之心胸懷共產主義理想，以共產主義反對東德共產政權，加上是革命先烈後人，使政權未有及早把他剷除。他形容自己深信的共產主義，是所有人類應享有同等權利和公平待遇，但東德卻出賣了共產理想：「其實這種左派的批評跟馬丁路德的模式很類似：他相信同樣的上帝，卻拿著『聖經』對不敬神的教皇進行抨擊。」
　　到比爾曼羽翼已豐，在東德走紅之時，國家才洞悉他的威脅，由「國家級詩人」把他打成「國家敵人」，禁止所有演出和出版。但愈是封殺，比爾曼名聲愈響，西德和美國都為他發行唱片，作品逐漸廣為東德以外的德語圈認知。其在西德出版的唱片「啊！對啊！」（aah-ja! ）中，特別值得一提「長城後面的中國」（In China hinter der Mauer）一曲，以下為首段節錄：
　　「如同牲畜人民被統治著
　　　愚民化，剝奪自主能力，閹割了
　　　老實做苦力乖乖聽話
　　　一切都在暗地監控中
　　　官僚們的權益集團
　　　囚禁優秀共產黨員
　　　若他不肯喊哈利路亞
　　　在哪兒？
　　　在中國！在中國！
　　　在長城後面的中國。」
　　政權和聽眾都知道，比爾曼這歌是指桑罵槐，以中國的長城暗諷東德躲在柏林圍牆後面，但同時也反映，比爾曼似乎洞悉到中國與東德共產政權，充滿可類比的地方。但要到 1976 年比爾曼被放逐出境以後，他才終於對共產主義理想徹底幻滅。
　　「要把人世間變為天堂的野心，結果讓地球變成了地獄。」哲學家波普（Karl Popper）在名著「歷史主義的貧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中如此評論道，比爾曼坦言，到離開東德才深切體會這番道理。但他憑藉自身經驗補充說，共產黨不會光是靠野心，還會靠威逼利誘，驅使想拯救人類的善良人「把地球變成地獄」。
　　比爾曼自此放棄尋覓人間天堂，他不相信解救的奇蹟，而相信人類亙古為「永遠的自由之戰」獻身。他矢言，即使彌賽亞降臨拯救世人，他亦會趕快逃跑，因為在上帝眷顧下的生活太無聊——「我寧可跟世界對抗，爭取愛情。活潑地生活，有理由地產生疑惑，有理由地懷著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