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勒卡雷(陶傑)
2020.12.18
約翰勒卡雷的間諜小說與伊恩法蘭明的007有何分別?看兩人的小說名稱就知道。前者的小說名字,叫做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後者有一本小說,叫做The Spy Who Loved Me,勒卡雷另有一本小說叫做The Spy in his Prime,而法蘭明的另一本叫做The Man with the Golden Gun。
前者的書名專業而深沉,後者花哨而fanciful。法蘭明出道早,而且在勒卡雷剛開始動筆時就病死。勒卡雷沒有對行家的作品如何惡評——文人相輕不是英國文化的傳統——只是被問到名氣比他筆下的名諜史邁利更大的占士邦時,他說:法蘭明筆下的主角如一名國際流氓(international gangster)。
這裏面已經是很含蓄地對行家的評價,正如他小說內斂而不是浮誇的風格。
許多人也是看了電影和電視劇,才接觸他的小說,逐漸引人入勝。看勒卡雷的人像能看欖球和壘球,而視看007小說電影的另一個群組為足球觀眾。漸漸勒卡雷的小說讀者自成一個俱樂部,會員眾多,但一定不是007辛康納利電影的消費者。所以當二〇一一年的電影版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推出,製作成本巨大,請了英語世界頂尖級性格明星匯聚一堂,竟然拍出了一部如老牌寄宿學校old boys reunion的懷舊和悲傷情懷。外行不是看得太懂,但編導和明星都可以不理,在自己的小圈子電影符號語言裏自傷自憐,尤其電影結束時,軍情六處的一批老同僚唱出法國歌曲「海洋」(La Mer),這一幕熱淚盈眶,完全是為「海裏的人」而寫。
這才是可以令人接受和欣賞的知識份子的傲慢和自戀(intellectual arrogance and narcissism),與美國東岸克林頓奧巴馬華爾街那一種,高下立判。
勒卡雷的間諜世界是受過種種創傷的(traumatised),占士邦沒有。他寫史邁利三部曲時來過香港,與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顧汝德見過面,蒐集背景資料。
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見顧汝德,他滔滔不絕對我講香港民生問題。我沒有說話,最後我笑問他:我對你當年會見勒卡雷談了什麼,比較有興趣(more intriguingly interested)。他聽了一楞。
從此顧先生沒有再找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