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鳥樂隊

　　偶爾看報章，介紹黑鳥樂隊。記得某一天，弟弟放學回家，拿著盒《宣言》錄音帶，說是由黑鳥樂隊所出版，附一本「宣言」的刊物。
　　早幾個月前已知道黑鳥樂隊出版了一套七碟裝的《黑鳥全集》，但是幾次往佐敦道附近購買亦買不到，亦不知那間琴行在哪裏。
　　如今，《國際歌》的演奏版間中亦會拿來聽聽，翻錄的錄音帶也播至失了真，不過失了真正正顯示出歲月留聲。

黑鳥 轉化中的覺醒
文：陳智德（摘自《明報》2007年8月16日）

　　二○○七年春，黑鳥樂隊把一九八四年以來自資出版的音樂盒帶，包括《東方紅》、《宣言》、《民眾擁有力量》，以迄九九年最後巡迴演出的紀錄《黑夜驪歌》重新製作為七碟裝的《黑鳥全集》。七月份，再把九十年初的《黑鳥通訊》部分文獻結集，出版了《在黑夜的死寂中歌唱》一書。聽黑鳥時而憤怒抵抗、時而頹廢鬱結的歌曲，喚起八十年代多元的樂隊文化，音樂信息中的自主、反抗和掙扎，不獨是八十年代的記憶，也許更多地指向今天。
　　陳冠中在《事後：本土文化誌》回顧七十年代的《七○年代雙周刊》、《號外》和《文化新潮》，還有八十年代的新浪潮電影、前衛劇場、平面設計、時裝、流行曲和電視文化，強調當中追求前衛又帶一點優雅的都市趣味；那確然是個文化多元共生的年代，而透過黑鳥歌曲及《在黑夜的死寂中歌唱》一書的文字紀錄，還可以補充八十年代同樣多元的音樂文化。
　　當時市面上可以同時找到多份音樂刊物，包括有《結他雜誌》、《音樂一周》、《年青人周報》、《助聽器》、Top、《音樂通信》等等，樂評人Sam Jor、Blondie、郭達年、馮禮慈、袁智聰等人，對歐美各種音樂潮流每多評介，部分相當硬朗嚴整，八十年代香港樂界的多元局面實由樂評人與樂手共同締造，由此在香港本土湧現眾多流行、搖滾、民謠、電子、重金屬、歌德、崩樂、爵士等不同類型音樂組合，從現身高山劇場的「地下」音樂會至走進商業唱片市場都有，然而黑鳥大概不屬於任何一種，他們重視音樂或搖滾的信息，多於技巧，不提供休閒動聽或強勁發泄的消費感覺，不消費也反對被消費，以音樂回應政治但不全然為狹義的政治，更強調帶動覺醒，此所以他們不願被標籤為「地下」。

強調覺醒：不願被標籤為「地下」

　　由八四至八九年，黑鳥出版《東方紅》、《宣言》、《活此一生》和《民眾擁有力量》等盒帶，大概是他們的全盛時期，樂曲信息明確而多具反建制意義，包括洞悉選舉假象的《冷屍掘路》、關注工人階級的《發火》、聲援在香港和中國因爭取公義而受壓迫人士的《給獄中的人》、反核同時又特別聲援當年反興建大亞灣核電廠運動的《核塵灰》、談論從六十至八十年代對抗爭運動的承傳的《公開的邀請》，以至用富於民間音樂傳統的廣東南音，唱述由鴉片戰爭至過渡時期歷史故事的《香港史話》，黑鳥或郭達年真正建立了他們所說的自主和拒絕支配的聲音。
　　黑鳥的音樂包括了藍調、搖滾、民謠以至廣東南音的類型，這也是他們有異於同時代其他樂隊的原因，難以籠統歸類，但或可說他們是一種「信息主導」的音樂，以樂隊音樂形式表達觀念，散播覺醒的信息，以至到後來在九○年創辦《黑鳥通訊》，標示「音樂／文化／生活政治」，同樣以低成本方式印製，陸續出版了七期，有樂評、書信、活動消息，也有詩歌和文化評論，譯介外地樂評，轉載台灣劇場工作者鍾喬評介菲律賓的民眾音樂，實把盒帶時期的信息進一步擴展。酒醉版的《國際歌》
　　黑鳥雖強調信息，其音樂本身也不簡化粗糙，收錄在《宣言》的純音樂Internationale，仿照Jimi Hendrix一九六九年在胡士托音樂節變奏美國國歌的彈法，改編成酒醉版的《國際歌》，跌盪而抑壓的演繹，在頹敝和消沉中顯出更大的抵抗和叛逆；這演奏固然需要一定的電結他技術，要達到Jimi Hendrix樂風效果的話還須改變正常的結他調弦以及在聲效器運用上加以調校，但更需要奏者本身敏銳的洞察和感知能力，以此運用於對《國際歌》的變奏所達至的境界，迄今未見來者。在八九年的《民眾擁有力量》盒帶中，黑鳥以眾唱形式再錄製《國際歌》，在起首插入當時天安門廣場上的真實錄音而更見震撼，其力量或只有九十年代初中國內地的唐朝樂隊版本《國際歌》可堪比。在較靜態的藍調音樂中，《宣言》專輯中另有一首Last Thoughts of 83，由郭達年彈藍調結他，蕪露（亦即今天講故事的雄仔叔叔）以英語讀出由觀看電影《單車失竊記》後所寫的詩，並到中環天星碼頭外實地錄音，以真實、虛無、鬱結而覺醒的詩歌與藍調，對應一九八三年底璀璨燈飾下的香港都市。

八十年代樂隊：自主的抵抗

　　音樂如何帶動覺醒？在《核塵灰》所談論的反核，其實當時達明一派也有一曲《大亞灣之戀》，其他流行樂隊如Raidas、Beyond、太極亦有不同的社會關注點，我想，黑鳥所強調的政治覺醒其實並不孤立，從這角度看，黑鳥的音樂仍是一種搖滾，具省察力的搖滾本就散播理想和願景，除了抗爭和憤怒，搖滾者所追尋的理念世界仍在不同的時空裏承傳，由John Lennon的Imagine、Power to the People，Patti Smith的People have the Power，至黑鳥談論跨越國界的《宣言》實一脈相承，九十年代AMK的《二○九四年》也承接再演化這信息。
　　當然政治覺醒除了黑鳥的信息形態，八十年代香港的獨立樂隊亦以音樂形態提出過，記得一次在港府剛通過修訂公安條例，規定在公眾場所禁用大聲公，一隊玩工業噪音的朋友，在高山劇場的音樂會上刻意運用大聲公向咪高峰半喊半唱，再於台上燒焊鐵筒，未幾以違反高山的安全條例而被中止演出，但他們以挑戰臨界點及抗命的形式，已成功展示出鎮壓異見的形態，突顯條例的荒謬性。
　　八十年代樂隊文化的豐富除了不同聲音，也包括其表現形態也多元，關注面闊，由勞工剝削、性別歧視、香港與中國的政治、國際局勢、文化環境都有，不限於基層或工人問題。在更廣闊的藝術層面中，黑鳥和香港八十年代的樂隊文化不只是音樂，也是自主的抵抗。社會的不公義和荒謬總會在反面構成對其抵抗的召喚，然而語言信息本身的傳播力或者不足，透過音樂、文學或其他藝術形式的轉化和提煉，經過活化的信息在不同時代總會催生新的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