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拿起前幾天的爽報，其中「爽文摘」今個星期的內容相當可讀，為免錯過，記錄如下，另附上星期的。
爽文摘：毛澤東煽動湘獨三篇
中共喉舌《環球時報》上周發表了一篇社評，題為《港獨是地地道道的偽命題》。內文稱：「打港英旗幟喊港獨口號，與在街市上裸奔的人心態其實差不多。」在92年前的湖南，也有一位「在街市上裸奔」的人，他就是《環球網》所稱的「中華民族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澤東。
1920年，毛澤東在《大公報》發表過多篇文章，提倡湖南獨立、中國分裂。他說：「湖南人沒有別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決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設一個湖南共和國。」
毛當年還倡議「直接選舉法」和「普通選舉法」，以產生「人民憲法會議」，跟港人回歸以來年年7.1上街爭取的直選、普選不謀而合。可惜由毛專政的第一天起，民主普選已變成不合國情的洪水猛獸。
《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1920年9月3日）
鄉居寂靜，一臥兼旬。九月一號到省，翻閱《大公報》，封面打了紅色，中間有許多我所最喜歡的議論，引起我的高興，很願意繼續將我的一些意思寫出。
我是反對「大中華民國」的，我是主張「湖南共和國」的。有甚麼理由呢？
大概從前有一種謬論，就是「在今後世界能夠爭存的國家，必定是大國家」。這種議論的流毒，擴充帝國主義，壓抑自國的小弱民族，在爭海外殖民地，使半開化未開化之民族變成完全奴隸，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順馴屈於己。最著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奧，他們幸都收了其實沒有成功的成功。還有一個就是中國，連「其實沒有成功的成功」都沒收得，收得的是滿州人消滅，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亂七八糟，造成三個政府，三個國會，二十個以上督軍王巡按使王總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殺死姦死，財產蕩空，外債如麻。號稱共和民國，沒有幾個懂得「甚麼是共和」的國民，四萬萬人至少有三萬九千萬不曉得寫信看報。全國沒有一條自主的鐵路。不能辦郵政，不能駕「洋船」，不能經理食鹽。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廣東福建浙江湖北一類的省，通變成被征服省，屢踐他人的馬蹄，受害無極。這些果都是誰之罪呢？我敢說，是帝國之罪，是大國之罪，是「在世界能夠爭存的國家必定是大國家」一種謬論的罪。根本的說，是人民的罪。
現在我們知道，世界的大國多半瓦解了。俄國的旗子變成紅了色，完全是世界主義的平民天下。德國也染成了半紅，波蘭獨立，截克（捷克）獨立， 匈牙利獨立，尤太（猶太）、阿剌伯（阿拉伯）、亞美尼亞，都重新建國。愛爾蘭狂欲脫離英吉利（英格蘭），朝鮮狂欲脫離日本。在我們東北的西伯利亞遠東片土，亦建了三個政府。全世界風起雲湧，「民族自決」高唱入雲。打破大國迷夢，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話。推翻帝國主義，不許他再來作祟，全世界蓋有好些人民業已醒覺了。
中國呢？也醒覺了（除開政客官僚軍閥）。九年假共和大戰亂的經驗，迫人不得不醒覺，知道全國的總建設在一個期內完全無望。最好辦法，是索性不謀總建設，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實行「各省人民自決主義」。二十二行省三特區兩藩地，合共二十七個地方，最好分為二十七國。
湖南呢？至於我們湖南，尤其三千萬人個個應該醒覺了！湖南人沒有別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決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設一個「湖南共和國」。 我曾着實想過，救湖南，救中國，圖與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攜手，均非這樣不行。湖南人沒有把湖南自建為國的決心和勇氣，湖南終究是沒辦法。
談湖南建設問題，我覺得這是一個根本問題。我頗有點意思要發表出來，乞吾三千萬同胞的聰聽，希望共起討論這一個頂有意思的大問題。今天是個發端，余俟明日以後繼續討論。
《湖南受中國之累以歷史及現狀證明之》（1920年9月6、7日）
自有中國，就有湖南。湖南在古為蠻地，在周為楚國，在漢為長沙國，唐為節度使地，宋為荊湖南道，至元建為行省，明清仍之，迄今不變。莽莽四千年， 人類總是進化的，而湖南進化的地方在那裏？
春秋時，荊楚崛興，幾欲和中原大國挈長較短。其時則上無中央政府，諸國並立，各得遂其發展。雖迷於競爭侵略，用事者野心英雄的君臣而無與於小百姓，然聲光赫濯，得發展一部份之特性，較之奴隸於專制黑暗的總組織者，勝得多多。不過所謂荊楚，其中心不在湖南而在湖北。瀟湘片土，對於江漢，猶是卑職之於上司。所以湖南在當時之中國，仍算不得甚麼。長沙國，以小弱見全，可憐的國，非自立自治的國。節度使地，荊湖南道，一言蔽之，被治的奴隸耳。五代曾為馬殷割據，陋懦殊不足道。至於行省，乃皇帝行巡宮府，舉湖南而為一王之奴隸。元明曆清，長夜漫漫，所得的只是至痛極慘。由此以觀，四千年歷史中，湖南人未嘗伸過腰，吐過氣。湖南的歷史，只是黑暗的歷史。湖南的文明，只是灰色的文明。這是四千年來湖南受中國之累，不能遂其自然發展的結果。
中國維新，湖南最早。丁酉戊戌之秋，湖南人生氣勃發，新學術之研究，新教育之建設，譚嗣同熊希齡輩領袖其間，全國無出湖南之右。乃未久而熊逐譚殺，亡清政府以其官力施於湖南，新銳頓挫，事業旋亡。這又是湖南受中國之累，不能遂其自然發展的結果。
湖南有黃克強，中國乃有實行的革命家。甲辰一役，萍醴喪亡，黃克強出遁，馬福益駢首，清廷以其暴力，戮辱湘人。湖南不克先辛亥而推倒滿清，早脫臣妾之羈勒。這又是湖南受中國之累，不能遂其自然發展的結果。
民國成立，分權論不勝集權論。袁盜當國，湯屠到湘，湖南於是第一次被征服。湘人驅湯，而北方段祺瑞又欲達其力征統一之迷夢。傅良佐以湘人而憑藉北勢，被命督湘，湖南於是第二次被征服。湘人起而逐傅，兵到岳陽，驟遇大敵，張敬堯連陷長寶，湖南於是第三次被征服。今借湘人自決的力，奮起驅張，恢復全宇。然九年三被征服，屢踐北人馬蹄，假中央統一之名，行地方蹂躪之實，這不更是近事之中湖南受中國之累，不能遂其自然發展的結果嗎？
反之湖南不受中國之累，得遂其自然發展，豈猶是今日的湖南嗎？小組織受束於大組織，事事要問過中央，事事要聽命別人，致造成今日之惡結果。假使湖南人早能自決自治，遠且不言，丁、戊以方新之氣，居全國之先，使無所謂中央者為之宰製，不早已造成了一個新湖南嗎？次之辛亥革命，湖南首應，湘人治湘，行之二載，使無所謂中央者為之宰製，加以人民能自覺悟，奮其創造建設之力，三被征服之慘禍不作，不又早已造成了一個新湖南嗎？我嘗思之，重思之，前此所以未能，固由湘人無力，亦緣機會未來。現在呢？機會來了，機會實實在在來了！全中國無政府，全中國大亂而特亂。我料定這種現象至少尚要延長七八年。以後中國當大分裂，大糜爛，武人更橫行，政治更腐敗。然有這當中必定要發生一種新現象。甚麼新現象呢？就是由武人、官僚的割據壟斷，變為各省人民的各省自治。各省人民， 因受武人、官僚專制壟斷之毒，奮起而爭自由，從湘人自決、粵人自決、川人自決以至直人自決、奉人自決，這是必至之勢。如此者十年乃至二十年後，再有異軍蒼頭特起，乃是澈底的總革命。
湖南人啊！我們的使命實在重大，我們的機會實在佳勝。我們應該努力，先以湖南共和國為目標，實施新理想，創造新生活，在瀟湘片土開闢一個新天地，為二十七個小中國的首倡。湖南人呵——我們應該一齊努力！
《湖南自治運動請願書》（1920年10月11日）
竊以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載在約法，已曆九年。市民等於此九年之中，雖在約法上應享受種種自由之特權，而在實際上則幾被少數官僚軍閥剝奪至於淨盡。此固由於一國之根本大法未能成立，亦實由於地方自治尚未實施有以致之。湘省連年政變迭興，禍亂相尋。
無論湘人治湘或湘人被治，要皆為一種官治之良否區別，而於民治無與。故當兵連禍結之下，市民等惟相率忍痛茹苦，別無救生出死之道。茲幸湘局底定，群情望治。黃金世界之讚美，民治樂土之屬望，中外輿望，殆成一致。市民等鑒既往之大艱，知來日之不易。審慎集議，至再至三，竊謂非從速舉行地方自治，決無以濟湘局於郅盛；非從速召集人民憲法會議，決無以期自治於完善。而人民憲法會議之組織法及選舉法，市民等尤認為至重至大。
綜其主要之點有六：（一）憲法會議代表，依縣之大小分配產出；（二）制憲期以三個月為限；（三）用直接選舉法；（四）用普通選舉法；（五）代表不得兼官吏與軍職；（六）選舉期限至多不得逾兩個月。本以上六主要點，產出人民憲法會議，必能博采大多數之意見，製成完善之憲法，以增進湘人幸福，樹立全國模範。再吾湘現處特別地位，應采革命精神，趄斷從前一切葛藤，以湖南一省完全自決自主，不仰賴中央，不依傍各省，剷除舊習，創建新邦。至此後制治精神，宜採取民治主義及社會主義，以解決政治上及經濟上之特別難點，而免日後再有流血革命之慘。又依湖南現在情形，宜採取湖南們羅主義，湘人完全自治，不干涉外省，亦不受外省干涉。
市民等謹以大多數之意見，提出于總司令之前，敬仰採納施行。
爽文摘：中國知識分子之幻想（節錄）
已故哲學大師勞思光曾說：「儘管在文革的影響下，香港發生無計劃的動亂，我卻反而由消沉一轉而進入真的積極階段。那時候（1967年夏天），香港炸彈滿街，人心惶惶；許多患恐共病的人只知道逃往外國，而我不但對香港局面不怎樣憂慮，而且對中國問題表示了新希望。」
勞思光於上周日（本月21日）深夜在家中跌倒，送院後不治。他曾執教香港中文大學，1964年至85年任職崇基書院宗哲系。60年代撰寫過一系列短篇文章，深入研究中國民主發展、共產主義與中華民族的苦難等問題，後來結集成《歷史之懲罰》一書。
「簡單說，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正是馬列主義革命專政勢力極強的時候。我提出歷史之懲罰等等觀念來說明當代的苦難，實際上也偏重在這個革命專政運動所造成的苦難。」
在著作的序言中，勞思光特別提到六、七十年代香港青年的政治冷感：「我們就香港來看，香港的青年就很少有願意獻身於政治運動的。香港型的青年最顯著的特徵就是缺乏理想性，缺乏犧牲精神，沒有遠大抱負。這研究學問說，他們不願面對有關文化價值的大問題，而只要學謀生技術；就實際工作說，他們只要求有較好的待遇，以便有較好的生活享受；他們一味只構造個人的小世界。談到政治運動，他們只在職業性或甚至商業性的考慮下，方有興趣。說到奮鬥犧牲，則他們會笑你是儍瓜。」今天撮錄了《歷史之懲罰》其中一個章節，當中反映了勞思光對中國知識分子積習的不滿。雖然事隔了好幾十年，現在看來，這些陋習，也未嘗不能發現於當今的知識分子身上。
勞思光（1927-2012）
百年來悽慘的中國悲劇，確曾使中國知識分子在某些方面有所覺醒；然而就當前的現象看，中國知識分子的幻想依然在消磨這些人的生命，同時也在消耗中國民族的資本。
說到中國知識分子所慣有的幻想，自有許多種類；形形色色，誰也數不清共有多少。就其形成的條件講，各種虛幻思想也都有不盡相同的根源。如果詳盡地、細密地來作分析，大概足夠寫一本厚書。我現在所要談的只有四種：
第一種，我稱之為「革命家的幻想」。
第二種，我稱之為「教主的幻想」。
第三種，我稱之為「幸運兒的幻想」。
第四種，我稱之為「苟安者的幻想」。
革命家的幻想
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在他們總是解釋為「人民的覺醒」；其實那種被歌頌被誇大的所謂「群眾」，事實上只是工具。這些人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作甚麼；作為「工具」講，他們確實發揮了「力量」（所以中共最喜歡大談「群眾」的不可侮的力量），可是這種「力量」只是供另一批人利用。這些人有的是真相信馬克思主義的，他們運用「群眾力量」，自以為是在救國；如陳獨秀便是這種人的典型代表。另一種人則並非真相相信馬克斯主義，而只是憑藉這種巨潮來建立自己的權力；他們也千方百計地運用「群眾力量」來「革命」，毛澤東大致可算這種人的代表。
陳獨秀失敗了，毛澤東算是成功了；可是失敗的與成功的，全是知識分子。至於那些表面上被歌頌讚美，而實際上被愚弄驅使的「群眾」，則根本連「成功失敗」都說不上。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作甚麼事；只有那些知識分子才明白自己在作甚麼事。
幾十年來，中國知識分子似乎始終在「革命」氣氛中生活。清末的民族革命，至少在推翻愛新覺羅王朝這一點上是成功了；但政治制度的革命、經濟制度的革命卻相繼而起。國民黨以革命自許，甚至當這個集團成為中國唯一的政府的主人後，國民黨的主要人物還是不忘大談「革命」。共產黨推翻國民黨的統治，也自稱為「革命」。到現在為止，來自「北京」的宣傳，也仍苦談「革命」不已。唯有流亡海外的知識分子，本來處於要求革命的地位，卻恰恰沒有革命工作可做。這些知識分子所從事的活動，無論怎樣解釋，在實質上總不是革命活動。而真正的革命活動，在今日海外，似乎無從做起，甚至無從說起。
這樣的情境裏，我們卻看見一種頗為普遍的病態，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日益流行；這種病態就是一種帶虛幻色彩的「革命者生活態度」。
我並不反對革命者的一般生活態度；但是上面所說的，革命的生活態度原是由革命工作及活動而來。如今，我們所看見的許多知識分子，卻是並無革命工作或革命活動，而偏有一種革命者的生活態度；這就顯得「虛幻」了。
教主的幻想
這種幻想自然不是很多人能具有的；因為即使是虛幻地自命為教主，也還是得有一些起碼的條件，不比革命家的幻想那樣容易發生。有「教主的幻想」的人只是知識分子中的少數。因之，這種虛幻思想也可以看作少數人的毛病。不過這種毛病的影響卻可以害許多人。
最顯著的毛病是，人一自命為教主，便無條件地假定別人應該受他的訓斥。照一般宗教的習慣，「教主」的「訓斥」大抵是可以看作一種「教化」的，所以，自居為教主的人，每每訓斥別人，自己還以為是他對別人加以青眼。可是，當教主所面對的並非他的徒眾時，則人家自然有些受不了；於是，縱使是頗有理據的議論，一旦通過教主的訓斥方式來表達，也就成為不能被接受的了。
我原是一個着重於理論研究的人；多年來我雖然並未糊塗到自居教主，但有時也不免犯上類似的觀念病。等到我看見別的自居教主的知識分子對人的苛責至於刻薄程度，對自己的寬容至於不講是非，我才恍然悟到「教主的幻想」的可怕；而對自己的類似於此的毛病，也覺得不勝惕畏之情。因此，我覺得這是當代知識分子的大病之一。
我真希望有資格自居教主的先生們，不要忙着在未有徒眾之前便當教主；而能先使自己發揮涵蓋包容的力量，能真正助人，能真正愛人，然後再發揮「教化」的力量，庶幾可以成己成物，而不致「誤己誤人」。
幸運兒的幻想
「幸運兒的幻想」是假定自己早晚有一種「幸運」的虛幻思想。它的表現可以分為兩面說。一面表現於未來的期待態度，另一面表現於對當前的投機態度。
當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大體皆處於一種艱苦環境中。不論個人生活如何，就大環境講，人人皆有實力甚弱之感。這就發生一種可歎的影響。知識分子由於自覺沒有實力，所以對當前能有的努力，也看得很輕（實力既然不足，能努力的事自然也顯得無大作用），但又不能不有計劃，不能不對未來有所期望，於是他們有種普遍的心理趨向，希望在未來會有一種特別有益於自己的機緣，使自己由無實力變為有實力。
我並不否認，投機者在事實上可以成功，而且並不比踏實努力的人成功的機會少。但機會之來，純是外界的事；人要想由投機而成功，實際上就像以自己作賭注，去賭一種自己並不了解的博戲。這種危險是人人皆知的；然則何以許多知識分子都偏偏要將興趣集中在投機上呢？我想，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們並無意於自己奮鬥，而對幸運依賴過甚。事實上，一切踏實的努力可以一定有成果。一切投機的把戲，則隨時可以完全破滅。有人說。人之所以沉溺於投機的想法中，是因為處境艱難，對踏實的事無處着手。我則以為，不論如何艱難，總有切近的踏實的事可做；問題只在於人是否能收回外馳的心思，歸於平實的努力。而要這樣做，首先便須打破這種「幸運兒的幻想」。
苟安者的幻想
如果我們在一定的階段中，覺得遠大之事是實在無可為的；則我們不妨作隱退或退守之計。
然而，失之毫釐，謬以千里；知識分子雖然可以隱退一時，以求自養；但這卻並非說，在這個時代中，任何人有苟安的可能。倘若在這裏分不清楚問題的界限，則陷入「苟安者的幻想」。
一個人主觀心情上，無論是怎樣想擺脫時代的壓力，終不能直接改變客觀情勢。一個人在當前生活中的主觀感覺，也永不能代替客觀事實。在隱退中的知識分子，必須明白他的隱退並非表示客觀環境的安寧，而只能使他自己暫時安息。客觀環境中的動亂與危險，並不會因主觀的態度或感覺而變。
可是，人陷溺於「苟安的幻想」中的時候，便常常誤將自己的心情變化，看成外界的情勢變化。窗明几淨，焚香讀書，自己恬靜非常；於是便進一步說服自己，要自己相信「天下本無事」；再進一步，便覺得這種安靜真是可以離時代危難而自存，卻忘了書齋並不在世外，仍在現實社會中；現實社會在動亂，則書齋正如危幕上的燕巢，有何安全恬靜可說？
中國知識分子之幻想，自然不止這四種。我僅是談到這四種，只因為我對它們有痛切感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