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中文網報道余英時在美國逝世的消息，「余英時逝於普林斯頓 享年91歲：立場堅定的華人史學泰斗」，十九才子在CUP撰文悼念，轉載如下，另一篇刊於二零一九年三月八日。
2021年8月6日by陶傑
美國普林斯頓中國研究前客座教授余英時逝世，高齡九十有二。
余英時之去，有如80年代初沙特在法國逝世，對於有知識的人形成的震撼相若。但今日的中國和華人世界，卻不是7、80年代的法國，因此余英時之去，雖享高壽，形成的震盪和寂寞，比起當年法國人舉國同哀沙特，則更為悲涼。
余英時不但師從錢穆，研究中國儒學，而且目睹20世紀之亂，長期旅居美國，活過了民國前後的界限，目睹文化大革命對中國文化精華的毀滅，又經歷了全球化之下，西方高科技物質引起的世變。
余英時感於錢穆的遺志不但後繼無人，一個結合中西文化精華的21世紀中國，更是遙遙無期。看余英時最後十年八載的心跡，更能體會老人家的痛苦。
余英時對中國儒家思想和歷史，用功甚勤，治學極深。與其他的學問家如饒宗頤不同，余英時有融會貫通之力，更由中國的歷史思想，對政治有尖銳而勇敢的見解。余英時為中國的病症，窮幾十年探究藥方，企圖拯救國魂，實為精深博大，博古通今。
舉例於萬一：余先生對於「宋明理學」殊有研究。宋朝有朱熹，明朝有王陽明。一般將宋明兩朝並列，並讚揚朱熹與王陽明振興孔孟儒家的貢獻。
但宋明理學與孔孟儒學有何不同？余英時指出：孔孟身處的時期是春秋，那時定為一尊的秦暴君帝國尚未出現。但一千多年之後到了北宋，孔孟思想即使能承傳，是因為中國經過秦漢、隋唐，到了北宋，家天下的帝王政治已經穩固成形。而定位一尊的帝國政治是孔孟在生時，沒有見過的局面。
因此，朱熹在宋代，結合了趙氏皇帝，家天下的結構，上瞻李唐的盛世，對於宋朝的帝王政治提出「內聖外王」的要求。
但這時因為宋代帝王歷朝都比較開明，容得下士大夫的異見，因此宋朝的知識人膽敢以孔孟之道，向皇帝提出「內聖外王」的要求，也就是要求帝王要繼承孔孟的儒家仁愛思想，做到勤政愛民。
但是經過蒙古人統治之後，朱元璋的明朝，對士大夫不但極盡羞辱之能事，還非常殘酷。因此，到了王陽明出現，明代的讀書人已經不敢以「內聖外王」來約束帝王統治者，而轉向知識分子本身的心性修養。也就是說，不敢再碰「外王」。明朝的統治比宋朝趙性更殘酷，明代的理學，比宋代有了更嚴苛的自我審查。
宋朝的官員，追求的是「得君行道」，亦即有一個賢良的皇帝，帶頭實踐孔孟的道統。到了明朝，士大夫開始發現，這種道德要求，等同與虎謀皮。同樣是帝皇統治，明朝比宋代更黑暗。
今日，學生對於中國文化，若只死背名詞，即使知道「宋明理學」也沒有用處。宋明本是不同的兩代，理學又如何能一致？余英時是第一個將兩個朝代不同的政治生態與中國的思想結合的人，他悟出中國的思想文化歷史都不能與政治脫鉤。
余英時教授因此是一個身處書房、但心胸卻廣開世界的學者，這一點令他有別於其他的書呆子。因此，30年代，余英時都很支持中國的民運與香港人的抗爭，其理在此。
他是一個入世的思想大師。
2019年3月8日BY陶傑
普林斯頓大學前教授余英時出版回憶錄，講述他年輕時進入燕京大學，一度受左傾思想短暫洗腦影響。
時代的瘟疫席捲全球，由19世紀末的無政府主義開始，一直到 20 世紀初的共產主義。巴金的「家春秋」小說三部曲，反抗封建禮教，加上魯迅的「狂人日記」，將中國傳統倫理文化一概定性為吃人的惡魔，有足夠的空間，輸入那時歐洲興起的政治虛無極端思想。
在那個時候，北京上海的青年學生如果不趕上這班時代的列車，就被視為落後、守舊、老餅。
如何叫做洗腦？好像小孩出麻疹，或一陣流行性感冒，導致類似邪靈附身的狀態。即使有天主教神父趕到驅邪，「受害人」也像變成了另一個人，用粗言穢語，向神父發出詛咒。
余英時憶述，在北京的時候，一個牧師剛由安徽回來，探訪他堂兄。牧師在講述目睹鄉間的教堂和信徒被共產黨幹部迫害之種種，年輕的余英時突然大為憤慨，覺得這是國民黨造謠，以嚴厲的語調，直斥這位長輩。但長大後想當年，他為當時的失態感到內疚。
幸好此一狀態為時甚短，余英時一度北上迎接新中國，火車到石龍，故障停車。就在那一刻，余英時反覆思考，及時回頭，回來香港，進入新亞書院跟隨錢穆之後，很快就回復正常。
到底這種激進左傾意識形態，為何能在短時期席捲民國時代知識分子的大腦？
余英時認為：因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早有「天下為公」的訴求。而「天下為公」也是禮記的第一句理想：「夫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然後中國早年的知識分子就以為共產主義等同中國遙遠的儒家理想：人人有飯吃、財富分配平均、公平公義，萬事大吉。
但中文的缺陷，就在這裡：你可以說老子的一句「上善若水」，用字比英文精煉，包含了非常豐富的哲理，但也可以說太簡單的四個字，還有大量空間，缺乏細節，須要進一步的詮釋。
中國文化由中醫到烹飪，都只講「意會」。「意」，是一種主觀的臆想和感受，不可以定義言傳。廚師炒菜油鹽糖放多少，有如莊子裡的庖丁解牛，用刀講心法，憑感覺就知道牛的筋骨在何處。中醫把脈，片刻就認為病人有了「虛寒」，並無體溫數字，也沒有 MRI 之類的掃描報告佐證。
西醫認為：量體溫知寒熱，寒就是寒，無所謂虛寒。熱就是熱，無法定義何謂「虛火」。中國語文決定了中國人的思維模式（mindset）。
中國許多工藝，都講意會。酒家從前招聘大廚，只讓廚師考一道揚州炒飯，另加豉椒牛肉，除了看刀剁砧板工夫，還看菜色「鑊氣」，以判斷技術高下。
「天下為公」是一個粗淺的大概念，實在缺乏內容。在西方學術角度，這四個字不足以成一部理論，需要不斷的論證和詮釋。
但20年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憑這句古訓的感覺，就認為馬克思列寧那套可以解決中國社會千百年貧富不均的問題，實在幼稚。
這一切，又以中國語文的象形結構決定。中國文字長於感性，理性的詞彙不足。感性先行，對於理想和理念，即容易被一人掌控了話語權，成為教主，知識分子率先，即走入魔道。
甚麼叫「天下為公」？北歐的瑞典芬蘭挪威，用養老金、免費醫療、免費教育等，加以重稅，早已實踐了此一理想。其中不必流血的探索，也不必內戰和暴亂。
這一切，當年的知識分子如果去一次北歐，去一次英國和美國考察，包括余英時，回來中國，或可以想通很多，就能避免一段血腥的彎路和歪路。
余英時是今日華人世界，僅存對中國傳統文化了解最透徹之人。唯智者如此，年輕時也難免中招，何況庸人滿街的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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