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道歉」有關的一篇文

　　BBC刊出了一篇觀點：中共應敦促高官學會面向大眾道歉，講道歉文化，值得一讀。
　　對於文章首段中「……這封道歉信的語氣謙卑，對自身錯誤的認識也到位，博得了許多人的理解和原諒。可惜流傳不久即被刪，隨後傳言雲，此信是假的。」原來連第二封道歉也是假的。
　　這件事也幾特別，正好說明中國根本沒有道歉這回事，包括那些曾受外國教育的中國人在內。
　　為何西方有道歉文化？文章說到外國人有宗教信仰，這點也是西方人比中國人優勝的地方，還有證明了中國人只懂說不會做。
　　萬一中国人進化到學會了道歉——以今天來說相信無可能——太陽會否從西方升起唔知道，不過肯定世界變。
　　文章如下：

觀點：中共應敦促高官學會面向大眾道歉
鄧聿文 獨立學者
2018年5月14日

　　北大校長林建華的讀錯字事件最近弄得沸沸揚揚，在其道歉信引發輿論更大不滿後，網上傳出林的第二封道歉信。這封道歉信的語氣謙卑，對自身錯誤的認識也到位，博得了許多人的理解和原諒。可惜流傳不久即被刪，隨後傳言雲，此信是假的。
　　不管林建華的第二封道歉信真假與否，它都暴露出一個問題，即在中國官場，政府特別是官員個人為亂政或個人錯誤而向公眾和社會道歉的行為稀少。
　　出現問題和失誤並非什麼可怕的事情，也不是不可原諒，可怕和不可原諒的是，在問題和失誤引起社會反響後，為了所謂官員和組織的面子，還採取無視、遮蔽甚至動用公權力封殺批評之聲的做法，這不過是掩耳盜鈴，因為如此處理充其量只能封殺網上之聲，封殺不了口口相傳。
　　但現在官場流行這種做法，鮮有看到官員為某個錯誤而公開認錯反思的。以在公開場合念錯字為例，如果不說普遍也不少見。清華大學前校長顧秉林和人民大學前校長紀寶成，就一個念不出字，一個將意思弄反。雲南省長阮成發更將「滇」字念錯，被輿論譏為雲南省長不認「滇」，還有更高層級的官員在公開講話中讀錯字，在民間成為笑柄。
　　然而，這些官員除林建華外，未見誰出來向公眾坦然認錯，就此而言，林的道歉信雖也因為對「質疑」的認識問題導致輿論反彈，但至少他能公開道歉，這一行為本身是值得讚揚的。
　　如果中共當局有更多官員像林建華一樣，勇敢地站出來，為當局的政策或自身言行錯誤而道歉，中國社會將會形成一種健康的道歉文化。
　　中國缺乏道歉文化。這點和西方社會大不一樣，在西方，政治人物和公眾人物為自己的錯誤言行向社會道歉很常見，除了有民主制度和輿論監督的壓力外，西方基督教的「罪感」文化是一重要因素。在基督教裏，人是帶著與生俱來的原罪來到世間的，這種原罪意識伴隨著人的成長過程，這就使人認識到自己的渺小和不完美，對人待物要謙卑，即使握有權力，也不能自高自大，更不能以真理自居。上帝只有一個，而人不過是上帝的「僕人」。
　　中國文化則缺乏這種「罪己」和「自省」成分，雖有孔子「吾日三省吾身」的教誡，但總體上「自省」意識不強，即使少數人能夠「自省」，也不是面對上帝的反省。
　　可以說，缺少「罪己」和「自省」成分，使中國文化沒有一個內心的敬畏之物，也就容易和權力結合起來，掌權者易把自己看成真理和真理的化身。比如，在古代君主專制制度下，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不管做了何等錯事，也是萬歲、萬萬歲，而臣子們則以歌功頌德、文過飾非為邀寵進身之階，這是歷史的常態。
　　但即便如此，在古代中國，如果皇帝犯下大錯，有時也會向全國下「罪己詔」，而且不是一兩個皇帝才這麼做，幾乎每個朝代，從早期傳說中的禹、湯，一直到晚清，都有皇帝下「罪己詔」，這個長名單既包括一些歷史上的昏君，也包括像漢武帝、唐太宗、清世祖這樣的明君。
　　歷史上有名的罪己詔是漢武帝的《輪台罪己詔》，一代雄主漢武帝向全國臣民批評自己，「所為狂悻，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複令（因養馬而免徭賦），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
　　這說明，在古代，皇帝因自己的執政造成民不聊生，流離失所，天下大亂而不得不要他承擔責任時，也不推卸過錯。古代皇帝能夠做到這點，跟他們從小接受的儒家責任倫理教育有直接關係，儒家教育使他們明白，無論當朝輿論如何被掌控，百姓心中總有一桿秤，要想長治久安，延續家族統治，即便天子也須得道，考慮民意，不可過分胡來。
　　可近代以後，社會動蕩，暴力革命頻繁，儒家文化對統治者的責任倫理約束消失，權力崇拜和權力至上成為官場和政治人物最高的和唯一的政治和倫理規則。尤其中共在全國建立新政權後，歷經階級鬥爭和文化革命對靈魂的雙重「洗劫」，每個人由此得到的教訓就是，權力沒有對錯，權力就是一切。在這樣一種權力哲學下，道歉文化是沒有生存之地的。
　　所以，面對大躍進造成的三千多萬不正常死亡情況（根據國內學者不同的考據，死亡3000多萬是取中間值）以及人相食現象，作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能夠做到的也只是在黨內高層發牢騷——這在將來是要記入史書的，而不敢公開向全國表達出來，承認中共的執政錯誤。
　　文革過後，雖然官方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做出了第二個歷史決議，對大躍進、人民公社、文革等進行了否定，但對由此而導致的普通民眾的苦難、犧牲並沒有公開道歉。官方如此，個人也差不多，無論是大人物還是小人物，當時的加害者除了寥寥幾個人外，也沒有向受害者道歉，相反，時過境遷後，他們反而以自己被動捲入，也是受害者為由開脫。更有當時的一些紅衛兵，高喊「青春無悔」。這就是中國社會的現實。
　　當下中國缺乏道歉文化，究其根由，在於共產黨及其奉行的權力哲學和真理觀。對自以為掌握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終極真理的中共來說，它就是人間的「上帝」，是真理本身，不會犯錯。至於歷史上出現的那些嚴重錯誤和問題，可以把它說成是前進道路上的探索，已經改正過來了。
　　總之，黨是不會犯錯的，至少不會犯那種方向性的顛覆性錯誤，是永遠的「偉光正」，在這種認識成為一種支配每個政治人物的黨文化後，也就不可能要求他們對工作中的某些失誤或者某個言行向公眾認錯道歉。
　　最近幾年，此種「黨即真理」的「歷史自覺」在中共那兒愈發明顯，這使得任何試圖給中共嵌入一點普世價值的努力都不可能。可正如《皇帝的新衣》這個故事所展示的，大家其實都知道「黨國王」沒有穿新衣，只是出於各種考慮，沒有像那個小孩一樣戳破它而已。
　　有自信不是壞事，但自信到宣稱掌握宇宙一切真理，顯然不是好事。若真正為著中國前途記，黨就需要改革。如果當下不適宜大動，也要小改，比如從道歉改起，倡導和要求各級官員特別是高級官員為自己的錯誤言行而向公眾道歉，在中國培育一種道歉文化和政治倫理，這是中共的責任與義務，比空喊改革更有利社會進步。
　　政治改革不僅是宏達的命題，也可從小事和細節做起。在中國建立起道歉文化，也就在權力之上戴上了一件責任倫理的帽子。不要讓林建華的例子成為絶響，中共應敦促官員學會面向大眾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