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日那天

　　因為要上班，沒有看諾貝爾和平獎頒獎。
　　重看劉曉波的文章「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有著另一感受，當天是因言入罪判囚在即，今天卻是和平獎得主，可惜在台上由別人以英語讀出，十二月十日諾貝爾和平獎頒獎日，可說是中國的國恥日。
　　另一篇報道中，諾貝爾委員會主席亞格蘭德提到了1935年委員會將和平獎授予卡爾．馮．奧西茨基時，希特拉禁止任何一個德國人前來接受任何一項諾貝爾獎。
　　看看人家罵中國，根本不需要甚麼無人權無自由之類，只將中國和六七十年前的納粹德國相比便可。可惜原文為英文，只好抄BBC的中文版本細讀。


和平獎儀式朗誦的劉曉波最後陳述：「我沒有敵人」
　　挪威著名女演員烏曼在2010年12月10日在挪威奧斯陸市政廳舉行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儀式上充滿激情地朗誦了劉曉波的文章：我沒有敵人。
　　之前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主席亞格蘭德發言向劉曉波授獎。發言後亞格蘭德把和平獎獎章和證書放在劉曉波的空椅子上。

劉曉波：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2009年12月23日）
　　在我已過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七七級），從學士到碩士再到博士，我的讀書生涯是一帆風順，畢業後留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講台上，我是一名頗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同時，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識分子，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發表過引起轟動的文章與著作，經常受邀去各地演講，還應歐美國家之邀出國做訪問學者。我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那之後，因從美國回來參加八九運動，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投入監獄，也失去了我酷愛的講台，再也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演講。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台，一個作家就失去了發表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公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的中國，都是一種悲哀。
　　想起來，六·四後我最富有戲劇性的經歷，居然都與法庭相關；我兩次面對公眾講話的機會都是北京市中級法院的開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現在。雖然兩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實質基本相同，皆是因言獲罪。
　　二十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被六·四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而只能通過境外媒體發言，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被監視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勞動教養（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堅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在12月3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我能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眾所周知，是改革開放帶來了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在我看來，改革開放始於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執政方針。轉而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放棄「鬥爭哲學」的過程也是逐步淡化敵人意識、消除仇恨心理的過程，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正是這一進程，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寬鬆的國內外環境，為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互愛，為不同利益不同價值的和平共處提供了柔軟的人性土壤，從而為國人的創造力之迸發和愛心之恢復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勵。可以說，對外放棄「反帝反修」，對內放棄「階級鬥爭」，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持續至今的基本前提。經濟走向市場，文化趨於多元，秩序逐漸法治，皆受益於「敵人意識」的淡化。即使在進步最為緩慢的政治領域，敵人意識的淡化也讓政權對社會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擴大的包容性，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對八九運動的定性也由「動暴亂」改為「政治風波」。敵人意識的淡化讓政權逐步接受了人權的普世性，1998年，中國政府向世界做出簽署聯合國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標誌著中國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首次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標誌著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與此同時，現政權又提出「以人為本」、「創建和諧社會」，標誌著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
　　這些宏觀方面的進步，也能從我被捕以來的親身經歷中感受到。
　　儘管我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對我的指控是違憲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裏，先後經歷了兩個關押地點、四位預審警官、三位檢察官、二位法官，他們的辦案，沒有不尊重，沒有超時，沒有逼供。他們的態度平和、理性，且時時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從監視居住處轉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簡稱「北看」。在北看的半年時間裏，我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橋）呆過，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件設施和軟件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特別是北看首創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員的權利和人格的基礎上，將柔性化的管理落實到管教們的一言一行中，體現在「溫馨廣播」、「悔悟」雜誌、飯前音樂、起床睡覺的音樂中，這種管理，讓在押人員感到了尊嚴與溫暖，激發了他們維持監室秩序和反對牢頭獄霸的自覺性，不但為在押人員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環境，也極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員的訴訟環境和心態，我與主管我所在監室的劉崢管教有著近距離的接觸，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
　　正是基於這樣的信念和親歷，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慾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我也期待這樣的進步能體現在此案的審理中，期待合議庭的公正裁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裁決。
　　如果讓我說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劉霞的無私的愛。今天，我妻子無法到庭旁聽，但我還是要對你說，親愛的，我堅信你對我的愛將一如既往。這麼多年來，在我的無自由的生活中，我們的愛飽含著外在環境所強加的苦澀，但回味起來依然無窮。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扶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而我對你的愛，充滿了負疚和歉意，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我是荒野中的頑石，任由狂風暴雨的抽打，冷得讓人不敢觸碰。但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著明天。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裏，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裏，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裏，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裏，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表達自由，人權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殺言論自由，踐踏人權，窒息人性，壓抑真理。
　　為踐行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之權利，當盡到一個中國公民的社會責任，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
　　謝謝各位！


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主席頒獎致辭摘要
　　諾貝爾委員會主席亞格蘭德在周五的頒獎儀式上說，劉曉波無法出席儀式本身就說明，授予劉曉波這項獎是必要的、應該的。
　　他說：「我們深感遺憾的是，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正被隔離監禁在中國東北部的一個監獄裏，不能親自出席今天的儀式。他的妻子劉霞或其他親屬也不能前來。因此，今天我們不會頒發和平獎的獎章和證書。」
　　他說：「這一事實本身就說明，授予劉曉波這項獎是必要的、應該的。我們對他榮獲本年度諾貝爾和平獎表示衷心祝賀。」
歷史先例
　　亞格蘭德接著回顧了歷史上曾經有多位和平獎得主無法親自出席頒獎儀式。他說：「事實上，最有歷史意義和最具榮譽的幾項和平獎中，就有好幾項在頒發時都發生了這樣的情況。也有很多次，雖然獲獎者得以前來，卻遭到了本國政府的強烈譴責。」
　　他提到了1935年委員會將和平獎授予卡爾·馮·奧西茨基時，希特勒禁止任何一個德國人前來接受任何一項諾貝爾獎。
　　他接著提到了安德烈·薩哈羅夫、列赫·瓦文薩和昂山素季的類似遭遇。
　　亞格蘭德強調，頒發以上這幾項和平獎的目的，「當然絕對不是為了侮辱任何人或任何國家。委員會的意圖是通過頒獎，來凸顯人權、民主與和平之間的關係」。
人權象徵
　　亞格蘭德說，雖然諾貝爾獎委員會的成員從來沒有與劉曉波見過面，卻感到「很了解他」。他們「密切地關注和審視他已經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了」。
　　亞格蘭德在介紹了劉曉波其人其事後說，劉曉波告訴自己的妻子，要把今年的和平獎獻給「六四亡靈」。他們"完全遵從他的意願"。
　　亞格蘭德讚揚了劉曉波的非暴力主張。並說，劉曉波所獲的嚴刑，「使他不再僅僅是人權運動的一個重要代言人，幾乎一夜之間，他就成了中國人權運動的民族和國際象徵」。
肯定中國
　　亞格蘭德說，世界歷史上還沒有哪個大國經歷過中國式的高速經濟增長。他說，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使幾億中國人擺脫了貧困」。在促進減少世界貧困人口的努力中，「中國的重要貢獻不可磨滅」。
　　他說：「從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有著13億人口的中國肩負著人權的命運。」
　　亞格蘭德說，如果中國能夠建立起一種徹底保障公民權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將對世界產生深刻的積極影響。
　　但亞格蘭德強調，要保持經濟高速增長，就離不開言論和思想自由。
憲法權利
　　亞格蘭德在隨後的演講中指出，對劉曉波的重判恰恰暴露了中國的弱點。
　　他說，劉曉波不過踐行了中國《憲法》規定的權利，「他的所作所為無錯、無罪，因此他必須獲得釋放」。
　　亞格蘭德還說："在當今社會不少人忙於數點鈔票，很多國家只顧及眼前的本國民族利益或對劉曉波的倡議和努力置若罔聞時，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再一次決定，通過和平獎的頒發，來支持為全人類利益而奮鬥的人們。"
　　在演講的最後，亞格蘭德再次向劉曉波榮獲2010 年諾貝爾和平獎表示祝賀。並說：「他的觀點最終會使中國變得更為強大。我們祝福他、祝福中國未來一切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