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摘自2006年8月6日《蘋果日報》

星期天休息：在戰火浮生之間的另類亡靈　陶傑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軍準備攻打意大利的一個德國據點，並與美軍約定，一旦雙方苦戰難支，美國派出轟炸機支援。結果陸戰進攻，意想不到地順利，英軍全殲德軍而進駐據點，但美國轟炸機尚未了解戰情，準備出動轟炸。

一場災難的「友好轟擊」（Friendly Fire）難以避免，英軍必須通知美軍緊急取消轟炸計劃。英軍派了一隻信鴿，飛到二十哩外的美國空軍基地，鴿子如期抵達，遞交取消轟炸的通知，比預定的轟炸時間早了只有五分鐘。

一隻鴿子救了成千上百的軍隊性命，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用了十萬隻信鴿速遞情報。二十年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通訊技術大有進步，信鴿的僱用數量反增加 了一倍，多達二十萬隻。為甚麼？因為鴿子是唯一能不受德軍監截電波的通訊兵，而牠們在天上飛翔，比起雷達和電波，不但看得見，而且體態優美。

戰爭是殘酷的事業，犧牲不止人命，還有無數動物生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雖已有裝甲車和坦克，希特拉進攻蘇聯，動用了七十萬匹馬。蘇聯固守東線，共動用了兩千一百萬匹馬，在戰火中，紅軍共一千四百萬匹戰馬陣亡。

在緬甸戰區，對抗日軍，英軍還動用了大象。狼狗更不可缺，盟軍僱用了幾萬隻，奔走在西線陸軍戰場，牠們多半隸屬工兵，在炮火中傳遞情報，在戰壕照料傷兵。 一九四三年，鑑於軍犬在戰爭中的表現，國防部為軍犬特設英勇勳章，有許多還是在軍犬殉職之後追封，官兵為狗默哀，視為同袍戰友。

今年夏天，倫敦帝國戰爭博物館專門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服務的動物舉行紀念展覽。在幾百幅黑白攝影圖片中，動物是戰爭的主人，軍人才是配角，戰地記者以敏感 而人道的心靈，不忘為在戰火中為勝利奔走的動物攝下英勇的一刻：一隻軍犬咬一封密件，跳過戰壕；一個工兵，滿面焦黑，向一隻通訊犬的頸圈扣上情報的紙卷。 這些狗的表情肅穆而哀戚，牠們彷彿也意識到，亂世浮生，生命的價值輕如鴻毛，但一封情報的成敗卻重若泰山。人和動物之間的友情，在戰火中淬煉成金，第二次 世界大戰結束已經一甲子，戰爭博物館的展覽，提醒世人，不要忘記動物為人類的公義付出的巨大犧牲。

對於戰爭中的動物，應不應該隆重紀念？也不是沒有爭議。有人認為，狼狗無所謂英勇，這是牠們的天性；牠們闖蕩戰場，也不一定意識到危險，只是出於訓練的條 件反射。至於抗擊納粹，軍犬和戰馬更不可能嫉惡如仇，認定希特拉是殘害文明的人類公敵，把動物高度人格化，只是感性的一廂情願。

然而，退一萬步，即使有點一廂的幻想，又為甚麼不可以濫觴一點情感呢？以動物為主角，展示了戰爭現實的另一角度，動物的忠貞純樸，更顯侵略者的殘暴不仁。動物對戰爭的犧牲和貢獻，值得承認褒揚，因為在一片簡樸的忠義，永遠對照人性不可測的陰暗。

中國雲南牟定縣，因為發現幾宗瘋狗症，當地政府下令屠殺全縣五萬隻狗，包括家犬。公安親自揮棒，在街頭一看見狗就往死打。即使不把狗視為朋友，至少一頭家犬是人民的財產，中國的「法律」不是也保障財產的合法擁有權嗎？瘋狗症是幾分管理的謬誤、幾分「自然災害」？

中國社會對狗不太講感情，只有厭恨，「鷹犬」、「走狗」、「豬狗不如」、「打狗看主人面」，狗像其他動物一樣，最好只限於工具，而一般被視同幫兇。中國人 社會本身盛產奴才，卻把自己扭曲的道德標準加諸狗身上。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取締了中文用於動物的代名詞「牠」，一律以無生命的「它」而代之。此一「簡體 字」，不止是為了文盲的農民人口省去寫字的幾筆，而是對生命價值的全盤否定。一隻狗、一口豬、一匹馬，與一根木頭、一張廢紙沒有分別。

香港近年的虐畜案愈來愈多：把狗餓死，把狗從高空擲到街上，都引起許多狗主和愛護動物組織的公憤。香港畢竟有幸，大多數人認同的價值、對生命的尊重，涵蓋 貓狗生靈。消防員救一隻掉在水溝的牛，救一隻困在簷篷上的小貓，往往是令人尊敬的新聞。更重要的是，香港還沒有推行簡體字，我們稱呼動物，不用「它」這個 字，堅持「牠」這個代名詞，比起一河之隔的鄰近地區，香港的動物權益還受到殖民地時代一些法例的保障。對動物付出一點仁愛，承認牠們的生命尊嚴，不但是中 產階級的重要道德價值，還應該是香港人在精神上向一個文明的國際社會認同的其中一條底線。

戰爭博物館的這個展覽，一直到明年四月。為了一批故去的動物彰顯功德，也是對一切生命的敬拜。昔日相片中軍犬肅穆的表情，令人駐足沉思，動物的性靈，千古 永恒，而人性在風雲變幻的時局中，又淪落了幾何？思想家柏斯葛的名言：「我認識的人愈多，我愈喜歡狗」。奇怪的簡體字，荒誕的價值觀，當一隻亂世中的義犬 也能留下一幅有尊嚴的遺照，蓋過「盛世」虐殺又被遺忘了的千萬犬靈的眼神，所謂文明，有時不過是隔世難忘的一閃燭光的心影。